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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

雍正时期

清朝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多大的危机感

一般只以天下之主的大国君主的架子接受朝贡

回赐并不丰厚的物品

在这些国家中

东部的朝鲜和琉球亡国对清王朝比较恭顺

除害怕中国内乱而殃及自身外

对清王朝并不构成威胁

你好倒是雍正一方面用削减贡米等方式对朝鲜加以笼络

另一方面动辄对李氏国王进行品评训诫

吓得他们赶忙解释谢过

其实雍正对海疆不是不重视

他除了屡次整治沿海和加强军备

尤其是水师外

还特赦天津水师营

以弥补满洲兵丁只注重骑射而轻视水上作战的庇漏

同时借意加强进京海防

雍正同时认为

日本历来对中国虽有威胁

但只要加强稽查

严防内地匪类与之勾结

没有必要用停止贸易的手段迫使对方改善通商状况

事实上

日本当时确实不是中国的海上威胁

不过雍正时期

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遇到外敌的侵扰

但这并不说明没有隐患

除日本外

东南海域的菲律宾以为早期殖民者西班牙所占列

而中非只是一水之隔的邻邦

沿海地区的商人

农民等早在明朝末年就开辟了从泉州经台湾南部去菲律宾的新航路

私自出海贸易

定居比地者很多

清初为防范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

例行海禁

康熙时统一台湾后

一度松弛海禁

百姓到南洋贸易合法化

但因出洋者半数左右不回来

康熙末年又做出禁止国内与南洋贸易及华侨限期回国的决定

雍正继位后

得知此法进行不通

又影响关税收入

所以除坚持华侨限期回国的禁令外

再度开放与南洋贸易

实践证明

雍正的做法比康熙高明

开放南洋海禁后

并没有引起东南沿海的紧张局势

相反

菲律宾南部的苏路国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阻挠

于雍正四

五年间首次向清朝遣使入贡

大受雍正君臣的欢迎

这表明早期的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沿海地区还不能构成威胁

其实对中国沿海地区较大的隐患是英国等新兴的西方殖民者

但是当时中国对西欧各国已经和继续发生的历史巨变并不了解

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后

率先向印度洋和南洋等地区推进

其船队已来到广东海关

雍正虽然位于外情

对西方殖民者东来目的不甚了解

但他有很强的求知欲

曾专门向两广总督孔裕循等人打听海洋情形

承认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故令其带朕博防广寻

悟得实情

雍正在位期间

对东南海疆强化了内部的治理

尤其重视对台湾岛的治理和开发

康熙时统一台湾

设邑

府三线级冰备

岛巡台玉石等文职进行管辖

隶属福建省

另设总兵官

水师副将

陆路参将

游击

守备等分兵防守

雍正纪委之初

正是台湾朱一贵大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之时

所以他很重视台湾的内外防务

升台湾镇总兵为挂印总兵官

天设成署左右两营

改北路营为三营

殉地和兵员各有调整

增设台湾驻兵达到一万余人

另外

文职官员又增设彰化知县

海防通判及巡检若干

完善了建制

与此同时

雍正汲取康熙时任人不当而激起民便的教训

特别注意驻台官员的选用

奖惩

时时加以赏赐

多方加以笼络

雍正还一改康熙时为防台而置台的政策

放宽内地人民一台的禁令

首次准许台湾民众搬移家眷

既解决了海峡两岸家分两地而不得团聚的问题

又改变了台湾有史以来地矿人稀

男多女少等状况

岛内遁增数十万劳动大军

土地得到全面性开垦

所产稻米不但可满足岛内之用

还被源源不断的运往大陆

大陆的货物也大量涌入台湾

雍正时代对台湾的开发和利用

大大增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务能力

使雍正治理东南海疆的突出新政

雍正即位之初

鉴于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猖獗

教徒人数已达三十万人

传教士又与朝廷争礼仪

甚至参与皇族内部斗争等

因严令禁止其传教

改各省天主教堂为公所

传教士限期去往澳门

可暂住在广州

对的

这样广东既有粤海关与外通商门户

又有一批传教士集聚在此

再加上早为葡萄牙人租占的澳门为多市之地

雍正自然对广东格外重视

雍正时期

外交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方面

雍正严令广东地方官稽查外国商船

不允许夹带违禁物品出洋

不准将内地人带出国外

这些都能轻易做到